述国亡诗

作者“...（后蜀）国亡，入备后宫”，身份实际属于“高级俘虏”之列。太祖有闻此女诗名，特召见、命她展示自己的诗作。
花蕊夫人便诵读了这首《国亡诗》。
诗句本身没有什么晦涩难懂的地方：投降、亡国是何等大事，然而竟又仓促草率到连宠妃都“哪得知”的地步！后蜀兵力不弱（号称有“十四万人”之众），却“齐解甲”（“微言”，显然是指不战而降）：这样的“君王”还够得上“是男儿”吗！就诗论诗，这里表达的首先是对亡国昏君孟昶的鄙视；但此情、此景而选此诗来诵读，隐约令人感到尚有弦外之音：这败，是蜀自败；赢家并没什么可骄人之处...。
“孤臣孽子”们怀念故国是很招疑忌的。这里，读者所看见的情景则是： 身为俘虏的一介弱女能做到不卑、不媚，竟敢面对征服者而指斥故国君王的不战而降是“无男儿血性”！ 不过，据记载：太祖听诗后的反应却出一般人意料。也许是“见仁见智”罢，太祖在诗中感觉到的首先是自己“以少胜多”的武略之伟大：“...太祖悦，盖蜀兵十四万，而王师数万尔。”。 （按：引文取自 陈师道：《后山诗话》） 徐氏，青城（今四川灌县西）人，因才貌双全，得幸于后蜀主孟昶，拜贵妃，别号花蕊夫人。她曾仿 王建作宫词百首，为时人称许。孟蜀亡国后，被掳入宋。宋太祖久闻其诗名，召她陈诗。徐氏就诵了这首「述亡国之由」的诗。诗泼辣而不失委婉，不亢不卑，从题材到风格，都与作者所擅长的「宫词」大不相同，当时就获得宋太祖的赞赏（事据《十六国春秋·蜀志》）。后世诗评家也每每乐道。
　　此诗破题就直述国亡之事：「君王城上竖降旗」。史载后蜀君臣极为奢侈，荒淫误国，宋军压境时，孟昶一筹莫展，屈辱投降。诗句只说「竖降旗」，遣词含蓄。下语只三分而命意十分，耐人玩味。
　　次句「妾在深宫那得知」，纯用口语，而意蕴微妙。大致有两重含义：首先，历代追咎国亡的诗文多持「女祸亡国」论，如把商亡归咎于妲己，把吴亡归咎于 西施等等。而这句诗则象是针对「女祸亡国」而作的自我申辩。语似轻声叹息，然措词微婉，而大有深意。其次，即使退一步说，「妾」及时得知投降的事又怎样？还不照样于事无补！一个弱女子哪有回天之力！不过，「那得知」云云毕竟还表示了一种廉耻之心，比起甘心作阶下囚的「男儿」们终究不可同日而语。这就为下面的怒斥预留了地步。
　　第三句照应首句「竖降旗」，描绘出蜀军「十四万人齐解甲」的投降场面。史载当时破蜀宋军仅数万人，而后蜀则有「十四万人」之众。以数倍于敌的兵力，背城借一，即使面临强敌，当无亡国之理。可是一向耽于享乐的孟蜀君臣毫无斗志，闻风丧胆，终于演出众降于寡的丑剧。「十四万人」没有一个死国的志士，没有一星半点丈夫气概，当然是语带夸张，却有力写出了一个女子的羞愤：可耻在于不战而亡！ 　　至此，作者的羞愤痛切之情已酝酿充分，于是爆发出一句热骂：「更无一个是男儿！」「更无一个」与「十四万人」对比，「男儿」与前面「妾」对照，可谓痛快淋漓。「诗可以怨」，其实岂但可怨而已，这里已是「嬉笑怒骂，皆成文章」了。
　　此诗写得很有激情，表现出亡国的沉痛和对误国者的痛切之情；更写得有个性，活现出一个活泼泼有性格的女性形象。诗人以女子身份骂人枉为男儿，就比一般有力，个性色彩鲜明。就全诗看，有前三句委婉含蓄作铺垫，虽泼辣而不失委婉，非一味发露、缺乏情韵之作可比。
　　据宋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，花蕊夫人作此诗则有所本。「前蜀王衍降后唐，王承旨作诗云：『蜀朝昏主出降时，衔璧牵羊倒系旗。二十万人齐拱手，更无一个是男儿。』」对照二诗，徐氏对王诗几处改动都很好。原诗前二句太刻意吃力，不如改作之含蓄有味，特别是改用第一人称「妾」的口气来写，比原作多一重意味，顿添神采。这样的改作实有再造之功。就诗人陈诗一事而论，不但表现了廉耻之心，而且有几分胆气。这行为本身就足为孟蜀「男儿」羞。所以，此诗得到一代雄主赵匡胤的赏识，不是偶然的。